现在的电影广告动辄就是3D、 I-MAX或4K质感等前沿热词，电影尚未杀青，宣传铺天盖地而来，抢档期、爆鲜肉、肉体暧昧、青春滥觞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怀念的，是静默的年代里暖沸的电影场。

两棵树之间绷紧一张白幕布，就是记忆中的电影黄金时代。我的电影黄金时代，始于我们村子小学的土操场，结束于十岁那年。

请客放电影给乡人看，算是件很气派的事。一般是上大寿或迁居新房，主人待客完毕尚有些余钱，就会请电影放映员过来放两场电影。人逢喜事精神爽，多花俩钱讨彩头图个热闹，是乡人喜欢做的事。

主人在下午宴席开餐时，告知众人今晚放电影，人人莫不欢欣鼓舞，举杯敬酒，好话连连，小孩奔走相告，约伙伴，讨论今晚玩的把戏。妇人们吃完饭回家，提前做完家务，炒点花生、葵花籽、蚕豆或豇豆，出门前给每人兜里抓一把。

傍晚，放映员用扁担挑了两个大木箱来了，一个箱子装了放映机、幕布和胶片盘，另一箱子装了音响、发电机和电线卷。众人一看放映员的木箱来了，团团围住，问放什么片子。若得知有新片，就会接连问新片讲什么，有无武打枪战，有无张金玲、刘晓庆等演员，放映员卖关子不说，只说到时你看。若得知放老片子，幕布尚未绑上树干，大家就聊开了，说哪个情节好看，谁演得好，电影放映时就跟着一一对证。

眼看放映员招呼四个年轻的后生把两丈长宽的幕布拉开，各扯一角，绑在大路左右两边的树干上，来看电影的人也渐渐聚拢了。本村的自然少不了，隔壁村子的倒会提前来占座，相隔六七里远的村子也有不少人来。放映员关了明晃晃的白炽灯，电影胶片盘咿咿呀呀转起来，一束强光从放映机射往幕布，雪花点状的画面渐渐出现在幕布上。

最开始大伙看得挺认真，渐渐地就有人讨论起来，也不知是谁说的第一句，也不知是从何说起的，反正到最后谈论的内大多与电影无关。比如，谁家新添了人丁，哪几个做了笔好买卖，明年种什么行情好。妇人们则交换着炒货吃，小孩跑来破去，跌了跟头大哭，一会儿又不哭了，不时还可以听到妇人扯着喉咙喊小孩，半天也听不到小孩的回应，妇人最后竟也不喊了，坐下继续闲聊。

放电影挑的总是好天气，可老天有时也不作美。比如，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幕布就像翻滚的波浪，幕布上的人就会变形，显得格外好笑或诡异。记得有次放《包拯》，大拍醒堂木的的包大人怒目横眉，一阵大风刮过来，幕布翻滚，包大人的黑脸对折成了一张纸，嘴巴咬着额头，全场哄堂大笑，包大人却依旧在幕布上掌夺正义，大声呵斥逆贼，那是我见过的最搞笑印象也最深的包拯，至今难忘。

当时电影类型少，审查严格，成本低廉，就那么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看，难怪大伙看着看着就能聊到粮食生产和牲畜繁育上去，但这并不影响大伙看电影的心情。

在我的印象中，有三部电影反反复复被看，分别是《地道战》《一个也不能少》《上甘岭》，其情节和人物对话烂熟于心。我对《上甘岭》格外有好感，因为《上甘岭》中有首很好听的歌，后来才知道是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又名《一条大河》），曲调美，歌词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矾……

等《一条大河》唱完，我们算好冲锋的机关枪马上要打响，于是飞也似地跑到幕布背后去捡传说中的子弹壳。站在幕布背后，可以看到电影画面，但都是反图像，机关枪突突突扫了半天，就是没有一颗子弹从幕布中射出来，我们自然没捡到半个弹壳。

看电影的大人们心思也不尽在看电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沉浸在欢庆氛围里，不愿早早散去。在那样一个年代，谁知道下一场电影什么时候才有。电影放到十一点的样子，外村的人陆续带着小孩、掮着竹椅回家，本村的或隔壁村子的人都未动身。那时没有路灯，带着手电筒的相互照应（那时候还没有充电电筒，大多是两节或三节式干电池手电筒），没带手电筒的则高一脚底一脚，只要不下雨，居然也能顺利回屋。有的人路途实在太远，走不动了，就在人家的屋檐下歇了，脑袋着地就睡到大天亮。

读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每个学期组织学生去县里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或演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节目：《铁道游击队》《上甘岭》《举起手来》《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最好看的应该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音乐好听，人物可爱。

当然，我认为比不上土操场的露天电影。这些电影看得太正式，回去之后还得写观后感，带着任务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这年，我十岁。

后来有了电视。这意味着露天电影开始点燃生命的线香，渐渐走向尽头。那片土操场，也渐渐从乡人的记忆中褪去。不过听老人说，七八十年代是电影最兴盛的时期，即使二三十里地外的村子放电影，哪管刮风下雨，都是要去看的。

电影，当其成为生命的点缀，必将绽放其内在的光彩，也将渲染那个时代的悲喜欢笑。今天，电影已成泛滥之势，我们却很少能感受到电影对生命的点缀。

也许是今天的生命像电影一样，匆匆而过。（作者单位：一号球友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