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离村最近的一片地，父亲说，是我们家唯一的一片自留地，至今我都没弄明白什么叫自留地，但在后面多次的耕地划分中，这片地一直都没换过主人。

四亩五分地在塬上属于不大不小的地块，西高东低，呈南北长条状，中间一片凹地将其一分为二，最南头是同村姑父家的祖坟，北边紧挨着出村的大路，路旁是沟，一排安静的白杨伫立在沟畔上。父亲说真正能够耕种的也就四亩三分地，村里人，对于土地的面积很认真，多少就是多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片地里主要种小麦，父亲说这片地是家里重要的口粮地，收成的好坏决定这一家人是否能够填饱肚子，秋里八九月间，全家人出动，牵着牲口拉着自制的播种机，将希望播撒在这片黄土里，那时的天气还不是很冷，我总喜欢光着脚丫子在土里跑来跑去，看着深厚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印在黄土上。

四亩五分地需要一晌就可以种完，大约半个月后，嫩绿的麦苗从地里拱了出来，这时父亲背着手在地里一边走一边左看右瞅，若哪里的种子哑了没出来，便做好标记，次日背着种子带着䦆头，将缺苗补齐。

冬天很快到来，几场北风过后，四亩五分地就被冻成了一个整块，大片麦苗失去了生机，匍匐在地面进入沉睡，偶尔一两只的野兔从麦地里蹿过，告诉我，这里的生命只是暂时的蛰伏。大雪总是喜欢在年缝中出现，为大塬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村里的男人们聚集在一起嘴里说的最多的话便是，冬里有雪了，墒好。

三四月间，一夜春风后，沟畔的杨树发出了嫩芽，麦苗焕发出了生机，村里人吆喝着牲口拉着石棍子，在麦地里跑上几个来回将麦根压实，这时的土地踩上去如同海绵一般，母亲会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带着我，在地畔间将刚刚发芽的白蒿、沙蓬等采下带回家，那可是春天里最珍贵的美味。

在四亩五分地西边的地坎上，有一棵很高大的杏树，树身朝南倾斜，一层老皮包裹着逐渐空洞的树身，父亲说，他不知道这棵树长了多少年，自从这片地分给我们家，它就在。到五月间收麦的时候，杏子也即将成熟，味道酸涩，咬一口就可以赶走一身的疲惫，这棵杏树大部分的树身在邻地，树冠却伸到四亩五分地上，归属上一直属于邻地的主人，但对方却说，杏子随便吃，不管是谁都行。

小麦一直延续九十年代初，秋播夏收，一茬又一茬的养育了我们一家人，后来父亲说要倒茬，这片地便被种上了谷子、玉米黄豆等秋庄稼，每年在靠北地头划出来一小片地来种红薯，那可是高原人最难以割舍的美食。白露前后，一场秋风后，红薯的叶子便会在一夜之间蔫了下来，父亲推着架子车来到地头，用老䦆将红薯蔓勾掉，抡圆了老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红薯从黄土里跳出来，我跟在后面小心的将红薯捡起来放到架子车里。若是没被瞎老鼠糟蹋的话，每年都能收两到三架子车的红薯，刚出泥的红薯并不甜，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沉淀后，方能够显示出它迷人的魅力，母亲每天早上都会蒸上几个，一家人围在一起，享受着来自这片土地的恩赐。

倒了几年秋庄稼后，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随着时代的变化，村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四亩五分地里被种上了烤烟，一直延续了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为我们家换取了最基本柴米油盐需求。

烤烟属于国家统管统购，专门设有烟站机构来对农民进行辅导，从种植到销售的过程复杂而又漫长，持续整整半年多的时间，二月间，烤烟专干就会下乡到村里来，按照人均落实种植面积后派发烟籽，每家都会领到用报纸包的几小包，父亲将烟籽领回来后小心翼翼的交给母亲，第二天，母亲便会让我去找来两片完整的瓦片，将烟籽装进一个缝制好的小布包里面，在水里充分浸泡后，放到一片瓦上，再将另一片扣在上面，压到炕头最热的席子底下。

在等待发芽的过程中，要在地里起垄建两个烟畦，中间低四边高，上面蒙着政府发放给的塑料，起好垄后，连续几天给烟畦里面放水，高原本来就缺水，原先在沟里建有一个三联泵抽水站，后来机器被丢，就只好修了一条土路，赶着牲口去沟里取水将烟畦充分浇透，再撒上已经发芽的烟籽，蒙好塑料。那时我在村里读书，每天吃完早饭后都要带一根细长的杨树条子，去地里将烟畦塑料上的露水敲落，没多久后，烟籽变成了烟苗，要将烟畦两头的塑料布掀开通风，避免烟苗被逐渐升起来的温度蒸死。

栽烟需要几家人相互帮忙来完成，一人用自制的工具在铺有地膜的垄上钻一个小孔，另一人紧跟着浇水，再放上烟苗，最后用黄土将填满按实，四亩五分地要全部栽完，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动用三四头牲口运水，全村人那几天都在栽烟，以至于沟里的河水经常断流，坡上是络绎不绝拉水的队伍，叮叮当当的铃声不绝于耳。

两个多月后，烟叶便长到两尺多高，我自幼长在村里，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唯独烤烟让我曾发自内心的说过，这辈子就算饿死，都不想再种烤烟。每株烟叶从下至上，每次扳下叶脉泛黄的两三片，用细绳串到细长的烟杆上，挂到自家盖的烟炉里面，烟炉下面盘有火道，最早的时候烧木柴，后来烧煤，为保证期间不断火，父亲就搬到烟炉旁去住，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要添一次火，根据烟叶的烘烤程度控制火候大小，七八天后，烟叶变黄就打开烟炉门窗，等温度降到五十度左右时候，凌晨四五点顶着高温将烟叶取下来在摆在院里，利用黎明的潮气使烟叶变软后再从烟杆上取下来，趁着太阳还没升起来，小心的抱到一孔阴暗潮湿的窑洞里面，从第一炉开始，母亲几乎每天都坐在里面按照烟站定的级别，进行分类扎把。

整整一个夏天，全村好玩的孩子几乎都在帮着大人干活，将微博的收入寄托到一片片的烟叶上，地里的烟叶被扳倒中间位置的时，油脂就越来越大，在地里走一圈，身上都会沾满厚厚的一层油脂，需要用草木灰加热水才能够洗掉，天气越来越热，烟行之间野草也开始疯狂起来，我的整个暑假，几乎天天都在和烟叶打交道，阴雨天在家里帮母亲捡烟，天气好了，就扛着锄头在四亩五分地里除草，往往一晌下来，沾满油脂的衣服被汗水浸泡，脱不好脱，穿没法穿。

辛苦也不一定能够换来丰厚的回报，因为烟草是定点收购，两三炉后，就要将烟叶运到十几里外的镇上烟站缴烟，全镇几十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烤烟，可烟站只有一个，在烟站的院里，经常会堆积满来自南北二塬的烟叶，为了不使水分流水的太快，人们都会用塑料布将烟叶蒙住，但依然挡不住暴晒下造成的损耗。验收烟叶有专门的人来负责，级别之间价格不同，往往会造成烟农和验级人员的冲突，验完级别后进行称重，那时所使用的都是老式的大杆秤，需要两个人将一捆烟抬起来，过磅员拨动秤砣来完成，一天下来，过磅员叫苦不迭，烟农也满腹怨言，但不得不卖，烟站一个乡镇只有一个，若敢偷得卖到外乡镇，轻者被没收烟叶不说，还有可能被拘留，严重者则可能会被判刑劳改。

烟叶卖了，却不一定能拿到钱，等全部收购完成后，将烟籽、塑料等一折算抵账，到烟农手里已经所剩无几，有一年，父亲大晚上的算账，非常高兴的告诉母亲，那一年的烟叶总共卖完还剩余了八百元钱，这是最好的一年收成，为此我们兄妹三人花了五元钱，在镇照相馆里照了唯一的一张合影。

时间到了1996年，村里通上了电，父亲买了一台十四吋的旧黑白电视机，用废旧的铁丝扎成圈，立在窑背上当天线，刚买回来的那几天，家里的炕头上坐满了人，一直看到电视机成了满屏雪花点，才依依不舍的各自散去，后来村里的电视机越来越多，大伙对外面的世界有了重新的定义和认识。

也就在这时候，镇政府的下乡干部又开始号召村民们栽种苹果树，起初，大家都不愿意，因果树需要好几年以后才能够实现效益，而没有存粮的村民每天都必须填饱肚子，可最终，村民还是听了政府的话，将筷子粗细的树苗插到了地里，有的人为了不栽种果树，干脆从别的地方随便找一些充当树苗树枝条，第二年谎称冻死，用此来保证土地每年都可以种粮。

刚种下的果树苗弱不禁风，长势很差，为了使土地发挥更大的作用，父亲在地里继续套种烟叶，而可怜的小树苗几年下来，死的死，丢的丢，好不容易成活下来的几棵，一个个营养不良，半死不活。一直过了四五年后，突然有一天，传出了在邻村一个苹果园的果子获得了大丰收，卖了一万多块钱的消息，从那年的冬天开始，全村人疯了一般的为树苗施肥，为果园垒墙，也同时停止了套种。

四亩五分地的北头是出村的一条大路，母亲和父亲扛着八根细椽和两扇旧门板来到地里，用传统的方式为果园垒墙，一人在下面撂土，一人在上面用西瓜大小的石夯夯实，假期我被父亲带到地里，接替他打夯，石夯虽然不大，但是提起来落下去要又准又狠，一天下来，两条胳膊酸痛难忍，几天后，我难以忍受，借机逃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回来后专门跑到地里去看，发现土墙垒了大约三分之一，心中害怕被责备的我天黑后才到家，父亲没有和我说话，母亲对我说不垒了，墙是用来防牲口的，又不是防人的，有那么长一截足够了。

四亩五分地里的果树真正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我已经离家好几年，一开始靠写信与家人联系，后来村里有几户人家装了电话，我便会在某个黄昏拨通电话，让电话主家去通知父母亲，接下来便是挂断电话后长长的等待，脑海中一直在想，一会该给他们说些什么。半个小时后，再次拨通电话，耳畔传来的是焦急而又放心的话语，临了的时候，我总是问，四亩五分地里的果树挂果多不，长势怎么样，每次他们都会告诉我，地里果树长的不错，果子价格也很好。

2003年夏天，八十高龄的祖父突然卧病不起，乡下人都说隔代亲，我四五岁时便住在祖父母的窑里，他们对我疼爱有加，从未呵斥过我一句，在回家的长途班车上，我一边抹泪一边在心里祈祷，希望能见上祖父一面，两天后我看到祖父躺在姑姑的怀里张大着嘴，在努力的呼吸，我叫他，他不应声，但我清楚的看到，他闭着的眼睛一直在动，像要努力的睁开，但最终却在眼角淌出两串浑浊的老泪，当天夜里，祖父便撒手人寰，可我在三天的葬礼上却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来。

祖父的坟就建在四亩五分地里那棵大杏树下面，六年后，祖母要因一场感冒而去世，父亲将他们合葬在一起，起了很高的坟堆，祖母下葬后，我选择了留下，那时刚好是秋天，便帮着家人卖果子，四亩五分地地里的果树品种杂，早熟晚熟都有，卖果子的时间要从中秋节前后持续到农历九月底，摘下的果子被小心翼翼的放在临时搭建的棚中，几天后，从外地来的果商便会来验果装果，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都要挑出来放在一边，三四天后，四亩五分地靠近大路的地方会码放起来一人多高的箱子，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每天晚上都要在地里看摊，一直等到果商卡车来运走。九月底的天气已经寒冷，但在这段时间的夜里，田间地头却格外热闹，大伙生一堆篝火，天南海北的聊到了后半夜，便各自睡在自家的地头，我将家里的手扶拖拉机开到地里，在车厢里铺了厚厚的褥子，九月的夜空干净而又明亮，四周一片寂静，所有的劳累都会很快的被带入梦乡。

但美好的野外也会有突如其来的尴尬，有一次，后半夜我睡的正香，突然感觉到脸上有些冰凉，猛地睁开眼，四周漆黑一片，冷雨正铺天盖地而来，黑暗中连忙起来摸索着用塑料布将装好的果子盖住，又急忙去发动拖拉机，借着机头微弱的灯光，将拖拉机开回了家，再看车厢里的被褥，已经浸泡到了雨水之中。

2009年，父亲说要建房，不想再住窑洞了，当时村里并没有合适的宅基地，他想将房建在四亩五分地里，我在电话里给他说，离村有点远，还是暂缓一下再建，他们答应了我，可几个月后，母亲打电话说房已经建好了，原来，他们是不想麻烦我。

新房建在四亩五分地北头靠南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总共四间平房，坐西向东，院墙用红砖修建，在房子的北边的大门外，还保留了二十多棵果树，四亩五分的果园也就剩三亩多点，房子南边一百多米的地方便是祖父母的坟头，临走的时候，母亲让我去坟前磕头，嘱托我说，以后要记得经常到祖坟上来。

2017年，我和弟弟都买了车，妹妹说春节也要从遥远的浙江自驾回来，六月里里，父母亲就叫来一辆铲车，不顾门外那二十多棵果树多挂满了果子，将它们全部挖走，地面铲平压实，逢人便说，过年了，娃们都回来，得有个停车的地方。

过完了春节，我去剩余的地里转了转，果树大多已经风烛残年，有很多棵都被连根挖走，父亲说，这些树都老了，不行了，在地南头，他又栽种了七八棵核桃树。那棵老杏树也被邻地的主人伐倒在地，东边地畔上，父亲栽种的杏树和桃树正朝气蓬勃的迎接着每一天的第一缕阳光。

我说，大门外夏天太晒了，连个纳凉的树都没有，父亲便于第二年在大门口栽了一棵核桃树，将一大堆鸡粪都埋到树根下，如今，两年过去了，核桃树已经长到和房顶差不多一样高，天热的时候，父亲搬个板凳坐到树下纳凉，我问他，苹果树将都死了准备种什么，父亲站起来，拄着拐杖，将我带到地里指着说，这些树将来都死了，就不种树了，种麦。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现在买的面粉吃起来不香，这块地里每年要都种上了麦，够咱一家人吃上一年了。

已经步入中年的我，不知道四亩五分地里将来到底会种什么，但我知道，我的祖父母在这片地里长眠，父母亲住在这片地里盖的房中，而我，像一片随风漂落的树叶，也许最终都不会落在四亩五分地里的这片大塬上了。（作者单位：双龙煤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