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走了，不到一个星期大伯带着全家人的牵挂和思念也跟着去了。我想大伯一定担心常年患病的大妈一个人在那没人照顾，住不惯那边的高楼大厦，担心她吃不饱、穿不暖，担心没人和她说话，所以也跟着去了，两个人一路上相互有个照应，即便是吵架，也能搀扶着大妈，离她更近些，听得更真些。

大伯和大妈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牵手走过了50多年。大伯是村里公认的好男人，小学老师。在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六十年里,他培育出成千上万的学生,他的学生又教出无数的学生,一直可以追溯到第四代。在家里大伯是体恤妻子好丈夫，照顾孩子的好父亲，每次刚放下教鞭就拿起了扁担、锄头，地里的农活很少让大妈插手，家里繁琐的事情很少让大妈操心，大妈常说，和大伯过了一辈子，经历了三年自然灾难年，经历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年，吃过草根、树皮、野菜，喝过玉米面糊糊，但无论什么时候第一碗饭都是她吃，最稠的都在她碗里，这一辈子她觉得跟对人了，她值了。

但晚年的大妈过得并不幸福，大妈身患糖尿病、脑梗、半身不遂，常年卧病在床，大伯就成了“全职保姆”，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大伯承担了照顾大妈的一切，天不亮一个人送她去医院，一个人搀扶着她去打针，一个人在病床前接屎接尿。大妈这一躺就是三年，三年了大妈没有饿过肚子，身上没有褥疮，没有穿过带味的衣服，大伯直到把自己累病倒了才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子女的手里。

我曾经一度以为，浪漫是火红的玫瑰，雨中的漫步，星空下的相拥，海边的盟誓，烛光下的晚餐。但在大妈大伯面前，我觉得最好的浪漫是：我饿了，你给我下碗面；你累了，我给你捶捶腿，揉揉背；我病了，你送我去医院；你困了，我来给你铺床。

看着大妈我想到了母亲。记得那是15年前我高中放暑假在家午睡，朦胧的听见母亲和父论争论些什么，仔细听了才知道他们正在讨论“等老了谁先死更合适”的问题，当时幼稚的我不禁哑然失笑，那都是老年人才讨论的话题，处于壮年的父母这事对他们来说遥遥无期，再说了死神会体恤人间温情吗？他会遵守单方面的约定吗？命运本就充满了不可控性，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可是听着听着，我还是湿了眼眶。

母亲说，“我不能忍受你走了以后，我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儿子还都没有工作，都没有成家，家里事我做不了主，我只会拖累儿子。”

父亲说，“你不能忍受我就能忍受了，你这个人就是太自私！”

“你就让我最后再自私一回。我在那边等你，给你打前站，等你来了我好去接你。这样你就不会再害怕了。”

“老婆子，就这么说定了，等咱们老了我比你先走，你一个人也要好好过日子。”

“下辈子听你的，这辈子你得听我的。”

在那次“争吵”不久，母亲就走了，撇下了父亲、哥哥和我走了，她真的为父亲打前站去了。在我眼中父亲是个“硬汉”，打短工时遭遇事故，曾经断了4根肋骨，缝了十几针没有哭过，养了十几头猪突遭猪瘟，一夜之间全部暴死，损失近三万元，父亲没有哭过，但这次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父亲捧着母亲的手，放在脸上，直到哭晕过去。

还记得，母亲的后事，父亲顶着巨大的悲伤，也要一一亲自确认。母亲生前极爱干净，在入殓前，父亲帮她洗了脸，剪了头发和指甲，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事情办完后，父亲一夜之间白头，躺在床上好几天。

突然想起前不久我读到的了杨绛老师的《我们仨》，钱钟书和杨绛也是这样。无论岁月如何摧残，关于生死，关于爱情，他们笃定地认为，有些东西可以超越一切。

在经历了文革批斗、改造的风风雨雨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好不容易可以安静地相守了，可惜很快就老病相催。钱钟书和女儿阿圆相继病倒，杨绛两头奔波，心力交瘁。是什么支撑她走过来的？后来她自述：“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在她100岁生日的时候，她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我想杨绛所指的“家”，恐怕就是爱人钱钟书和爱女钱媛所在的地方吧。

在《泰塔尼克号》里也有一句经典台词：You jamp，I jamp！

其实，爱情是交付，婚姻也是。经历过风雨与共，才能做到生死相依。人走到最后，子女都会长大、远离，朋友会苍老、力不从心，而自己的身边，从头至尾都只有一个人陪伴在左右，他们会在一方落难时的会舍命相救，会在一方患病期间的精心服侍，会在惨淡日子中的无怨无悔，会在众叛亲离时的不离不弃... ...从年轻到年老，从爱情到亲情，从生到死，从这辈子到下辈子…

他们是夫妻，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却超越血缘关系。

祝福所有为爱成全的有情人，此生惟愿遂心，死生相随。（作者单位：一号球友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