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2年，因为爸爸在球友会（中国）工作，我从陕西关中农村老家来到了铜川矿务局下石节球友会（中国）。由于矿上工作面采煤主要是炮采，不是机采，所以矿区职工及其家属多。那时实行计划经济，人员来自天南海北，口音复杂，有北方口音、南方口音等。

有一天，爸爸要出门，我那时5岁，想跟爸爸一起去，怕爸爸听不见，就远远地用老家的陕西关中话大声叫了一声：“大，等等我。”我边喊边跑到爸爸跟前时，爸爸说了一声：“以后不要叫‘大’，叫‘爸’。”我想爸爸的意思是因为矿上方言多，所以从小教我学说普通话，方便交流。当时矿上没有幼儿园，直接上小学，上小学学龄要达到8周岁，所以那时的我还没有上学，还不懂什么是方言，什么是普通话。

我是1973年上的小学，那时候已经普及普通话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上课说的是普通话。我记得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回答他的提问时，把“白”发成“赔”音,“我”发成“饿”音,他说我说的是土话。“土话”这个词，后来我才明白就是方言，方言的差异突出表现在语音上，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有了语言环境，学说普通话并不难，一、二年的功夫吧，我就学会了说普通话。到了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因为假期作业不多，所以有时间回老家。有一年，同在一个矿上工作的老乡叔叔带我回老家，当我们走在我老家的村子一、二里地的时候，土路旁边庄稼地里正在劳作的同村的一位叔叔，亲切地叫着我的小名，跟我打招呼，还问我上几年级了，我高兴地用普通话告诉说，我上二年级了。以后每到我回老家，这位叔叔见了我就学着我当时说的普通话逗我玩，大人们觉得普通话很新鲜、稀奇。

后来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家搬到了铜川。铜川是一座从上世纪5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煤城，城市人口来自天南海北，那时我们同学之间都说铜川是“小河南”，我们同学之间以说“陕西河南话”的居多。之所以叫“陕西河南话”，是因为铜川隶属陕西，语音是河南语音。我记得那时上课说普通话，下了课同学之间用“陕西河南话”交流的多，和家人说的是老家的陕西关中话。

现在我在店头地区工作，单位里店头当地人不多，所以我对店头当地话也是略知一二。店头镇地处陕北，和陕西关中离得不远，但语音有差别。比如店头当地人把“头”说成“脑”，把“啥”说成“说”，把“干嘛”说成“左介”，把“那个”说成“乃拐”。不久前的一个礼拜天，我从家拿了点大米，去崩爆米花，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在用陕西关中口音同做崩爆米花生意的陕北中年男子聊得热火。因为我崩过几次爆米花，同这个陕北中年男子认识，他以前在四处干过协议工，就住在苍村小区。“你同他认识。”我随口问了一句。“他是我老乡。”这个陕北中年男子告诉我。“明明他说的是陕西关中话，你是陕北人，怎么会是老乡？”我好生奇怪地问。“我老家是延安子长的，离我们村不到三里地的临村，全村人都说的是陕西关中话，周围村子说的是陕北话。”这个陕北中年男子告诉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50有余了，我感悟出方言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学会，就很难忘却，但最难忘的是乡音,哪怕它的范围小到一个村子。我说过普通话、陕西河南话，听过河北话、北京话、东北话等；听过许多歌曲，包括中国歌、外国歌等。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越来越爱说的还是老家的方言，不管是和家人交流，还是和单位的同事交流；越来越爱听的是秦腔，尤其是西安人秦腔板胡演奏家陈百甫拉的秦腔曲牌。（作者单位：煤电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