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身份，有些人标签自打初来人世就已经打上了。前些日子，我和一矿的同僚们谈论一号球友会网页版,球友会（中国）建矿三十周年大庆时，收集来一些老照片，其中，有一张1993年黄陵矿区职工子弟学校成立时的老旧照片，我将这张照片发在黄矿子弟微信群里，沉寂许久的群瞬间热闹了起来，一群年过四十、奔四的人在模糊的照片中寻找着当年孩童时的自己，辨认出来后便是一阵感叹，说一些人生苦短，匆匆数年之类的话，这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矿工子弟。

黄陵矿区建立以来的第一批子弟应该就是我们这帮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1989年公司成立时，我们同家长一同，从各个矿务局聚集到这个叫店头的小镇上，渐渐地在融入在一起，一同玩耍、一同上学、一同拉帮结派、一同爱恨情仇。

在黄陵矿区的矿工子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父母都在单位上班的双职工，这种孩子可以从小生活在矿区大院里为他们开设的幼儿园，长大一些就上矿上的子弟学校。当然我们这一拨元老级子弟没有享受过幼儿园的待遇，子弟小学建成后我们直接从店头的各所小学汇聚而来，开始了我们子校生活。

双职工的子女家庭一般都比较优越，九十年代初一家收入可达到七八百元，若是家里是独生子女，那可了不得，整天屁股后面总会跟着一群小跟班，因为他们有零花钱，把关系处好了，就可以跟着去他们家里打小霸王游戏机，看录像带。我属于跟班的这一类。他们会在节假日里外出见世面，由父母带着他们到省城或北京、上海去，见过八达岭，下过北戴河。他们有自己的玩具，可以不穿有补丁的衣服。他们骨子里就有着自负的资本。后来这类子弟们在他们高中毕业后就和我们逐渐失去了联系，有出国的，有去经商的，有去外面大公司的，他们算是脱离了矿区，但依然对矿山有着极高的认同感。

另一种子弟就像我这样，父亲一方是职工，母亲跟着来做家属，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候会在单位里做一些临时工，或者做些小买卖来补贴家庭开支。我同学的母亲有卖凉皮凉粉的、有卖菜的、有打烧饼的、有摆台球案子的、还有推车在学校门口卖小零碎的。我们这类子弟都是城镇户口，很多都是农业户口转过来的，那几年城镇户口要远比农业户口有面子的多。我们这类子弟就显得低调的多了，根本不用提零花钱，在父母哪里是肯定要不到的，于是就会难免去干点偷鸡摸狗的事。1995年矿区保卫科破获矿区自行车大量被盗案件，其中90%以上是子弟干的，一辆自行车卖10块钱，可以挥霍好几日。这类子弟身上带着匪气，拉帮结派的也几乎都是这类子弟，学习大多成绩不算好，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最后初中勉强毕业，有点希望的去上高中，最后考上个一般的大专，算是学业有成，其他的有的直接就混了社会，剩下的去上了煤技校，两年后回到矿上上班，彻底成为了“煤二代”。几十年奋斗，有所成者也在矿上当上队长。后来我发现留在矿上工作的子弟，大多都是第二类的子弟，高不成、低不就，一辈子认定了矿山，也离不开矿山了。

再说第三种子弟，同样父亲也是单职工，和母亲在农村生活着，这类子弟其实和农村长大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在农村有一个标签，有个有能耐的爹，他们成长在农村，偶尔会到矿上来见识一下矿上火车、食堂、球场、医院。他们会羡慕这样不同于农村的生活，到后来想办法从农村转学到子弟学校，上一年或者几年学，接受一下比农村好点的教育，他们操着一口地道的方言，在一个教室里坐着显得格格不入，又迫切想融入到子弟的圈子里，终于还是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被分类了。他们对矿山没有太多感情，只是过客一般，几十年后，我们再回忆时，往往记不清他们的名字，甚至什么模样都已经很模糊。有一部分人同样继承了父亲的职业，把自己交给了矿山。

2019年，全国范围内国有企业都完成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任务，各地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和家属区统统移交给地方管理。这也意味集体生活的时代彻底完结，厂区这个小社会不复存在，“厂矿子弟”至此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当下，在黄陵矿业工作的子弟不在少数，会不定期去坐坐，聊聊生活，谈谈过往，伫立在小区中央那所残破而空寂的黄矿子校还在，我们其实都挺怕那天这个承载几代子弟念想的学校被拆掉，那时，子弟们的心也没有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