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的西安是最热的，呼吸间，热空气会灼伤鼻翼。

吃过晚饭，天色才微微暗。草草收拾一番，出外面去歇歇凉。我喊了娘一起，她不大愿意，年龄大了不喜走动。再喊了两声，娘还是不要去，说看会儿电视就好。

我便同妻子出门。

家是住在五楼，六十多平米，比蜗牛壳大一点吧，也没有电梯，一上一下确实累得慌，想来，母亲或许多半是因为这势陡的楼梯才不喜进出。她不但不愿意进出，也不愿意和我们挤在一起，总是嚷嚷着回老家，可老家的房子都拆迁了，拆迁费都让我砸到这个五楼的蜗牛壳里，回了老家住哪？她两眼混浊，张口无言，过一会儿，又嚷到随便找个窑洞就能行，我不答应，她拗不过我，只好就住了下来。可是住着也不合她的意，一天到晚唠叨床不如炕好，菜不如田里的好吃，这里不方便那里也很麻烦。

母亲不喜欢西安这城市，不喜欢旧走廊那楼梯，不喜欢靠近街区房间的床，不喜欢喧嚣巷子口卖的菜，什么都不喜欢。她这一生操心了一个我，没什么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硬说一个的话，娘心细又手巧，喜欢缝缝补补，她的针线活儿实在是不错。

想起小时候，家里没有写字桌，我就坐在一个靠着炉子的椅子上，趴在吃饭桌上写作业。每逢冬季，家里门关不紧，那种特别冷的风，穿过门缝端直往我的裤管里钻，开始不觉得怎样，写着写着，膝盖以下冰凉凉的，两只脚就像埋在带刺的雪里。我使劲地跺脚，母亲见了就给我用个小毯子裹腿，其实也不顶用的，后来，我裹着毯子也跺脚，她看见后心疼，在我去学校的时候，找来了厚麻袋塞上废绵，拿了针线和家里的门帘缝在一起，门帘一下子加长了，拖在地上，正好挡住冷风。

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那个能挡风的帘子，丑丑的，看见母亲在一旁充满期待看着我，我嫌麻袋丑，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辜负了她的期待，裹了小毯子去写作业，那天以后，我的脚没那么冷过，可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给那个期待的眼神一句谢谢。

不知从何时起，我穿得毛衣变成了机器缝制的，机器缝的毛衣平坦没有毛球，穿着也舒服，不过我穿过世间最暖的一件毛衣。

那是母亲第一次打毛衣，她花好多钱买下小店里最暖的毛线。

打毛衣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劳力活儿，从袖山开始，织出两个袖子，或者从领口织也不错，织的时候要数留多少针，然后接着织，毛衣还要设计图案才漂亮，什么加一针，又减几针，只是想想都烦，比我学过的任何功课都难。

毛线在母亲手里跳跃翻飞，慢慢变成衣服，常常见她拿着织针，往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打毛衣要合身，她经常提着打了一半的毛衣，还有毛线球找我，找到我后，就把打了一半的毛衣往我身上套，织针还戳在上面呢，她快快给我套上，急着问我紧不紧，自己又在心里端详计算，或是小声嘀咕这里留多少针，那里怎么加进来，织毛衣的签子横七顺八扎在我身上，就像只刺猬。

后来母亲熬夜赶工多次，为我织好了一件大红色毛衣，胸前有着小小的贝壳图案，非常漂亮，我至今对那件毛衣记得清楚，可美中不足的是，领口处夹头。

每次穿毛衣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帮忙，毛衣卡在头上，母亲就捏着我的耳朵先把耳朵拉出来，那时候通常有这样的对话“好了好了，一只耳朵出来了，慢点，另一只耳朵也出来了，过来了，头也过来了。”脱衣服时，也大多数是这样的。

母亲说着要为我改领口，可她一直忙一直耽搁，那件夹头毛衣，就这样陪着我有几个秋冬，也夹我的头数不清次数。

“我回去给你缝缝吧。”妻子挽着我胳膊一只手指向我破开的裤脚。走过了两个路口，我才对她说：“我想让娘给我缝，她缝的就是新的。”说完后，一阵的伤感包围了我。

在我四年级时候，因为有个孩子说了一句母亲坏话，我梗着脖子，追着那个坏小孩在路上打架，脚下一绊，跑得摔了一跤，毛衣的手肘处擦破一道口子，我吓得不敢说与母亲，但她还是发现了，拿出了她常用的那个塑料盒子，里面放着很多针线，还有纽扣和顶针，听母亲说，这个塑料盒子以前装的是海鸥牌洗发膏，要比现在的海飞丝好用。

去学校时，我仍是穿着那件毛衣，摔破的那里，母亲缝上了只小兔子，挡住了破洞，就像是新的一样，同学都羡慕我的那件毛衣。我长大些，知道那件毛衣为什么打得大一些，但也还是穿不上了，后来，夹头的毛衣找不到了，再后来，就没有穿过母亲织的毛衣，母亲年龄大了，眼睛看不清楚，她还是念叨着要再给我织新衣服，我心疼，没答应过她。

我的母亲，任何东西都缝得好，不论衣服还是皮革，母亲都可以缝好如新，邻居也喜欢找热心的母亲帮忙。

在我的记忆里她只有一次缝不好，她不知道怎么下手，急的“哇，哇”大哭，像是个小孩。

有一晚，父亲喝醉酒回家，一头就栽倒在床上，烂泥般地瘫在那里，我和母亲移他不动，他嘴里还胡乱的骂着什么，声音聒耳。突然，他张口吐得满床的饭渣和汤液，一片狼藉，整个房子里充满了恶臭，我鲜有见过他凶恶的丑态，害怕极了，哭着往外跑，母亲喊我，我只顾哭不应她，吃了一半的馒头也被我扔在桌上，她又喊我，我还是哭着跑，她让我套上件衣服，外面天儿凉，我这次回应道：“凉什么凉，我老子都不管老子我了！”

恶狠狠的语气，伤人的言语，刚刚说完，母亲的脸变了颜色，朝我走来，红着眼用力打了我一巴掌，我被打得昏头转向，没有站稳，额头结结实实磕在水泥台阶上面，吃痛后我破声大哭，声音尖锐，额头中间磕破一个大口子，血液顺着脸颊滑动。

我记得母亲可以缝好所有东西，衣服，门帘，不论有多大的口子，母亲把线穿过针眼，然后就能缝好，缝好后那就是新的，可这一次，我坐在地上拼命地哭，满脸是血，她既没有像缝衣服那样给我缝一只可爱的兔子，也没有像缝门帘那样给我缝上丑丑的麻袋。

她估计吓傻了，都忘记把那个塑料盒子找出来，她这次缝不好了，母亲冲上来把我抱在怀里，撒腿就跑，一路上“哇，哇”的哭着，眼泪比我脸上的血都流得多，一只手紧紧按着我的额头，颠簸了一路，我在昏昏沉沉中，感觉额头上暖热的东西流淌过脸颊，还有比这个更热的东西，从空中一滴一滴地砸下。

后来我摸着额头上那道医生缝的伤口，听护士们说，缝针的时候，母亲咬破下唇，两只眼睛充满水雾，死死盯着医生手里的线，身体不住颤抖，我知道母亲该是在数针数，数好后就知道怎么缝，等到下一次，就可以自己缝了，母亲缝的一定比这医生好，就像新的那样，不过，再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路过一家水果摊，妻子说想吃甜瓜，我索性买了几个，她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平日没有胃口，难得今天想吃点。

“快到母亲节了吧？”妻子问。

“是啊，快了，给娘买个什么东西？”

两人就在街上信步走着又想着，起初说买双鞋子，我羞愧不知晓母亲脚的尺码，买点化妆品，怕母亲她不用或是皮肤过敏，好多想法都作罢，最后敲定给母亲买个皮包，妻子是想要买贵点的，可我兜里揣着的全是尴尬。

其实，不怪我的。

那一年，我身穿深色学士服，高高兴兴对着镜头，把帽子扔得老高，致敬青春。和我的那些五湖四海的校友一把鼻涕一把泪，告别咒骂了四年的大学，满脸的欣喜于茫然，一头扎进社会中，这些年，风雨冷暖，千般飘摇，我早已不再激扬文字，书写理想，可笑自己如今已是吴钩看了，栏杆都拍断，蓦然回首，我已为人夫又为人父，却是心中自卑，囊中羞涩。

当年那颗高傲的心，阳光下曝晒，雨雪中侵蚀，在我发传单，蹬三轮，做保安的工作中，一次次流汗抹泪，哭笑失禁，它早已经支离破碎。

如今，家里添置首付了那个蜗牛壳，我自己觅得个活儿，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给剧组保管服装，工作就是脏的洗洗，干净的叠好收好，哪里需要服装道具，我就开个旧的皮卡车给拉过去，每天比明星赶通告忙多了，但赚不了什么，每天要吃要喝，水电费过后，加上每个月的房贷，剩下的钱都不敢尝试生病。

“就买个包吧，挺好的，也实用。”我这么想着。母亲年龄越大，越加是糊涂，不仅给我帮不上一点忙还尽是添乱，刚刚接到家里的时候，嚷着要出去找点事做，为我分担，出去溜达了一中午，中暑晕倒在小寨的人行天桥上，路人的电话打过来，我正开着车在环城路上，去送服装道具，听到消息后，心提到了嗓子眼，只感觉全身的血液倒流，一脚把油门踩死，发疯似地转向，接母亲去医院。

可她还是实在闲不住，我说：“您什么都做不来，不要忙活了”。她想起了自己的针线活儿，给别人补衣服，我拗不过母亲，随她去了。

那天王姨在家里做客，说起母亲的手艺，她提了提袖子，竖起大拇指。母亲说羞愧，可干瘪的脸上还是乐出了花，我看得出她开心，王姨又夸到，母亲给上衣服补丁十分舍得，把自己衣裳裁开往上缝。

母亲昏倒在天桥的那天下午，我开着皮卡车把她送到医院，满头大汗，心如火燎，扶着墙，呆立在重症监护室外，望着头摔破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眼眶湿润，泪没来得及溢出，护士站在窗前，“哧”的一声，百叶帘挡住了所有。

再见到母亲的时，她是光头，脑袋上插着细管，左手打着点滴，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有意识但不会说话。妻在一旁眼睛红红的。医生告诉我，颅内出血，要动手术，我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一个月后的早上，年迈的母亲出院，她带着一个褐色的绵帽子，捂紧脑袋上不敢受凉的伤疤，我还用那辆旧皮卡送她，连同车上的服装一起送回家，她说想下来走路，我没有理她，她又在我耳边唠叨，那声音像是长在我心头的杂草，我情绪激动，一字一句大声告诉她，“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这一个月来，晚上照顾你，白天上班，家里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做手术的钱还没有还清，还要怎样，来把我逼死好不好？”

母亲没有想到我突然发脾气，不敢出声，战战兢兢地坐在副驾上，出了医院，我才板着脸怒声开口：“安全带！”。

三天后早晨，我开车把服装再送到剧组时，制片人当着所有人，用肥胖的手指，戳在我的鼻梁上，张牙舞爪，说爹骂娘。面对他的破口大骂我甚至不敢喘息，一点点地弯下了头，弯下了腰，就差弯下了膝盖，把最后的尊严送给他。

看着演出服装上，母亲擅自裁剪了自己花格子衬衫打的补丁，我不知所措，羞愧愤恨。

回到家，妻子在卧室里休息。母亲一边给我盛熬好的小米粥，一边说她补衣服又多赚了几块钱，她还笑着说着，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脸色，两只手颤巍巍把碗递过来，我心烦意乱，摆手打开，滚热汤泼在她手上，碗摔碎在地。

“你干嘛？”我几乎吼出来。

她吓得整个身体蜷缩一团，忘记了手上热辣的痛楚，耸立着脑袋，直勾勾盯着我看，就像只受惊的羊羔，我也愣了一下，我没想到自己会这样，于是心酸着小声地对她说：“我讨厌你缝缝补补。”

那次以后，母亲的精神状态差了很多，时常记不住东西，话也不大说了，看电视盯着一个频道可以一天，做什么事都漫不经心，还有几次认不得回家的路。

“那就给娘买个包吧。”妻子说，夕阳染红天际，映在我的眼角，遮掩了我瞳孔里血丝儿。

我随妻走进了一家蒙娜丽莎专卖店，售货的小姑娘笑得甜甜的，介绍几个新款，妻子认真比较着，我为价格心慌着。

“就这个，好看吗？”妻子拎着一个黑色的包看向我，那一刻，我像看见多年前母亲站在缝好的门帘旁，求我一句肯定的样子。

“好看，好看呢。”我不住点头。

付钱时，妻子了解我这段时间，身上没钱，她抢的付了钱，用存折里的那一点点。包也不贵，300元，也不过是我学生时代两周的饭钱。手里提着给母亲的礼物，走在街上。

我从没有想过这是母亲生命里收到最后的礼物，也没有想过母亲在里面最后装着还是对我的关心，更没有想过四个月后，我为了这个这个礼物，把母亲的寄托烧成灰烬！

回到家里，王姨来家里做客，陪着母亲说话，我把新买的包递给母亲告诉她，这是给你买的礼物，她礼物都没有看一眼，混浊的眼睛，低垂的眉毛，开心得都要飞起来了。王姨和母亲聊天说她的儿子娶了媳妇也不忘娘，给她花了一千多买了一件衣服，不太说话的母亲眼睛亮了一下，伸出手指，用力戳着包上吊牌的300元，大声又开心的说，“我儿子给我花三千元买的包。”王姨看着母亲糊涂的样子没有再接话，面色尴尬，不知道怎么应允。母亲别过头悄悄问我，“是不是啊？”我脸红心酸，点了头，母亲别过脸去，声音更大了，“这是我儿子给我花三千元买的包！”王姨走了后，母亲就不那么开心了，嗔怪我乱花钱，说我不懂得顾家。

十二月份的晚上，戒酒十年的我，开了三瓶白酒，端着碗大口大口往嘴里灌。妻子回娘家坐月子，我一个人在家里，舔着碟子里的花生米，醉醺醺看着桌子上那个我买的，最贵最贵最贵的骨灰盒！它镶着蓝田玉，缠着金丝边。我放大声哭。

母亲的人生越来越老，我的人生越来越好，多年以前，她把全部都给我，多年后，她仍然挤压着最后的芳华。

十月底时，我初为人父。在医院照顾妻子，有几天没有合眼了，我常望着襁褓里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家伙发呆，她冲我咧嘴一笑，我就能感到身体里还藏着用不完的力气。

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痴呆也愈加严重，我焦头烂额，存折已经见底。回到家里，锅里还有一口剩饭，懒去煮热，冷着吃过后，自说自话还能去哪里借点钱，母亲恍恍惚惚地坐在我对面，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跑进房间，拿出那个黑色的皮包，吊牌还在，她激动地指着给我看，“卖三千，三千个元呢。”

我盯着包，母亲用针线把皮革戳破，在正面缝上一块方方正正的破布，她一次不曾用过，却把好好的包缝成破烂，还凑在我眼前频繁告诉我，能卖钱。

我起身把她装针线的那个塑料盒子一下丢进了炉子里，火蛇瞬间扑上来，发出呼呼的声响，半截炉筒子都烧得火红透亮。我回头却看到，母亲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可怖神情，嘴里呜呜呜地低声哭号，头发凌乱地散开，那次以后，她再无生气。

去火葬场那天还下着大雪，纷纷扬扬。妻子刚刚生子，疲倦的我来不及高兴，就要悲伤，我的人生只觉狼狈不堪。蹲在墙角，工作人员把内灰转给我，问到需要买个骨灰盒吗，我抽泣着指向那个最贵的。

接妻子出院的那天早上，我起床把饭做好，送去医院给妻，做饭时，我唤母亲起床，她不答应，盛饭时，我唤她吃饭，还是没有应我，出门时，我感觉不对，敲母亲房门，没有一点点动静，我一下子心虚了，拼命把门撞开。

母亲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身上衣着整齐，不蓬头垢发，没有头皮，指甲里面没有泥垢，干干净净，我忽然发现她怎么那么瘦小，我叫她她不应，摇她她不理，我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十二月份，我独自在家休息，第二日下午，我买了甜瓜，葡萄，去看望妻子，低头看我裤脚那里还是破的，这么穿着出去也难看，我自己缝吧，翻箱倒柜找不到针线，想起母亲的包，我拉开见到，母亲把自己的衣服剪好缝好，那是她给孩子裁剪缝好的尿布，整整齐齐，叠好放着。我无意间把缝在皮包上的白布扯落，白布里面，抽抽扭扭画着一行字，“花三千元买的包。”

母亲担心记不住事情，就写在布上，缝在包上，当初我的那些不理解，她只是缝反了，她没有错，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思维对我好。

桌上的白酒都喝完了，碗也摔成碎渣片，我就躺在地上，哭着哭着睡着了。梦里，我到了一片幻境，每个人一生的光阴都是挂在山巅上的绸缎，我剪了我的绸缎，拿了针线，一步一步爬到母亲生命的高山，为她的生命再缝上一抹光阴。

笨拙的我，被自己手里的针刺得鲜血淋漓，当我把最后一针缝过后，母亲就站在我的面前，那些回忆在我脑袋一幕幕疯狂窜出来，我湿着眼睛，本来的千言万语，想好的滔滔不绝，涌上心头只剩下一句，轻轻地开口：“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