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几十载，光阴一去不回头。童年和少年时经历的那些事，如今我还记忆犹新。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匮乏，除了春节期间看村里耍社火，看业余剧团演戏，其它时间就是看电影。那年月，劳动一天的人们，下午放工后早已是人困马乏，但只要听说有电影，便立即精神起来了。顾不上吃喝，那个村有电影，就往那个村跑。

电影也不是每天晚上都能看，我们白鹿塬上，塬高坡陡，交通不便。电影放映队来的次数比较少，有时候两三个月才能看上一次。

黄昏时分，放映员用铲子扎出两个圆桶桶形的深坑坑，将两根丈二长的粗棍子塞进去后挂上银幕，把发电机拉到操场北边，放在教室的墙背后。又从教室里抬来两个课桌并在一起，将放映机和片盒子放在课桌子上，再将一根长竹竿子绑在桌子腿上，给上面挂上一只灯泡。放映员在一旁忙碌着，村里的娃们跟前跟后，嬉戏打闹，乐趣丛生。

天刚黑，发电机就嘟嘟的响了，白炽灯泡把操场照的特别亮，这时候便开始清场子了。演出开始后，从放映机里射出来的，由细变粗的白色的强光，把镜头画面照到银幕上，高音喇叭里唱着“洪湖水呀长又长，人心向着共产党，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歌声刚一完，只听见有人吆喝着:“热红苕，热红苕，油坊街的热红苕，又干又甜又面。一毛钱一斤”。这会儿人们的眼睛都专注的瞅着银幕，卖红苕的人就是再喊叫，也没人理睬。

到了后来，文化娱乐的形势有所改变，下乡演电影是硬任务，上塬的路就是再难走，放映队也得用架子车拉上放映器材到塬上，否则，年终考评就得落后，演出时也不卖票咧，全都是公演。

那年冬天，长安县第十放映队来到我们塬上，在伯坊村演的是《平原游击队》，消息很快的传到周围的村子，天黑后，三五成群的人们都争着往伯坊村跑，去迟的人只能站在银幕后面。电影未开演前，桑村小学的校长手里拿着麦克风，教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他教一句，大人娃们跟着唱一句。电影开演后，如果谁家有急事，要到放映场里来寻人，那可是不太好找，只能是向放映员求助。

电影放映期间，人们都静静的坐着，目不转睛的直瞅着银幕，电影刚一演完，秩序就乱了，人们呼的一下子全都站起来咧，他爸喊他娃，她女叫她妈，他兄弟寻他哥。老汉抱着孙子，老婆引着孙女，你向东去，她朝西往。

那时候看电影往往是赶场子，今天晚上在这个村里看完后，第二天晚上又去别的村看。长安县的地盘上没有电影看，就去蓝田县的村子。只要啥地方晚上有电影，消息很快的就传开了，有时候也误传消息。男男女女们，成群结队的跑到邻村去，村子里却是静悄悄的，既看不到银幕，也没有高音喇叭声。你就是在街道上碰见熟人也不敢打听，怕人家笑话丢人。

我参加工作后就不一样了，每天晚上都有电影看。我们单位和电影院属于一个系统，看电影不用掏钱买票。县电影院也是露天场，放映场里放着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石头，前来看电影的观众们都坐在适合自己坐的石头上。

正式片子未放映前，先加演《新闻简报》，演出的故事片有国产片子《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奇袭》，也有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看不见的战线》，和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勇敢的人们》。

1973年冬的一天晚上，党支部书记突然宣布，半夜里十二点去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由于是宽银幕首次内部试演，对外保密，所以消息只有文化单位的人才能知道。大家听说看《卖花姑娘》，高兴得也不睡觉了，都在宿舍里等着盼着。到了十一点半，集合的哨子终于吹响了。同志们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子和口罩便出发了。

韦曲街上夜深人静，西北风卷着雪花，我们来到电影院，文教科的领导和文化馆，新华书店的同志们早都坐好了，稍等片刻，演出就开始了。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主题歌和音乐旋律，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着，雪越下越大，放映场地变白了，周围的房子和树木变白了，人们忘记了瞌睡，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屁股是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所有人的心情全都沉浸在宽银幕上的画面里。

三年以后，县财政有了钱，漂亮的大礼堂替代了露天放映场，一排排折叠和固定的靠背椅取代了一堆堆的大小石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台式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平板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后，露天电影早已被人们彻底的淡忘了。

如今的网络电视机更方便，坐在自己家里，躺在床上就能搜索到，好多好多过去的老片子。每当我闭上眼睛，回忆起当年赶场子，坐在石头上看电影，仿佛是又回到了露天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