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带孩子去超市，看到食品架上有米花糖，就顺手买了一包。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取出一个米花糖给儿子，没想到孩子看了一眼说：“爸爸，这个好吃吗？很难吃的。再说，现在不是叫我们少吃糖吗？”便用手推开了。我小口嚼着米花糖，
还是和小时候那样一粒一粒地吃，但是，再怎么细细品味，都找不出儿时那个米花糖的味道了，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关于米花糖的记忆却记忆犹新。
米花糖，比乒乓球大点的白色米甜点，用大米膨化后，用糖汁粘连成球样，吃着酥脆甘甜，那个年代的孩子都知道，也是我们最爱吃、几乎是唯一的零食。小的一个一分钱，大的一个二分钱。当时，像我们条件好点的，一般身上都装有几分零花钱，放学时买上一两个，回家路上开心地聊着、吃着…… 卖米花糖的是一个高个子的老爷爷，住在我们邻村，姓杨，七十岁左右。黑黑的脸庞，老是笑眯眯地，眼角就像猫儿的胡须，顺顺地展开，下巴有一捋山羊胡须，就是腿脚不太好，走路一颠一颠的。我们经常叫他“杨爷爷”，用很亲切的口气叫，其实是为了买米花糖的时候能挑个大点儿的……
记得那年，我上一年级，杨爷爷的孙子杨红军也在我们学校，因为他老是掉着鼻涕，我们送他一个外号“黄河”，但他的真名是他爷爷起的。听他说，杨爷爷曾经当过老红军，就是希望这个独孙能像当年红军一样，坚强勇敢，才给他起名“红军”的。解放战争时，他爷爷当团长，后来是我们邻县的县长。文化大革命时，被人揭发说他当过国民党军官，因此又被打成“特务、汉奸”，官帽也被摘了，还在我们村里游街。当时，学校组织学生到村头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隔路站成两排，看着杨爷爷头戴高梢纸帽，上面写着“汉奸特务杨继武”的黑字，胳膊被绳子捆着，脖子上挂的白牌子坠弯了腰，写的名字上还画了大叉。旁边一个手拿卷纸喇叭、嘴里喷着唾沫的“革命领导”边走边喊，喊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后来，杨爷爷在牛棚里“学习”了几个月后，被安排在“牛棚”里干活，饲养二十多头牲口。一次放牛回来因为天黑路滑，不慎摔断了右腿。由于是“汉奸，特务”，放弃改造。回家后，才慢慢地养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从那时起，学校门口就有了一个卖米花糖的人了。
每次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就像电影上冲锋夺阵一样朝校门口冲去，杨红军跑的最快，第一个站在他爷爷身边，顺手伸到筐子里，摸起个米花糖就吃，嘴边都粘着米粒，有时候鼻涕也粘上了，眼睛却“敌视”着过来买米花糖的每一位同学，碰上那些叫他“黄河”，让他不自在的同学，他就不给卖。这时，好心的杨爷爷就会耐心劝说自己的孙子不要捣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哄着孙子，硬是满足了“顾客”的需要。看着和自己孙子一般大的孩子们拿着米花糖高兴的样子，杨爷爷这才舒心的笑了。
时至今日，挥手人生几十个春秋，时间消磨了一切，但米花糖的味道却依然很清晰。经济发达的今天，食品店里孩子们的零食也是琳琅满目，这种在我们当时看来很稀罕的甜点，在今天的孩子们眼里，却是那样的不屑一顾。
数天后，我发现那包米花糖已被妻子放在茶几底下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还是那样雪白雪白的，但似乎却感觉不到那种香甜的味道了。(铁运公司 马西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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