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初中毕业，恰逢铜川矿务局在子长县招工，父亲得知消息后报了名。1973年，十八岁的他背井离乡，背床铺盖，步行八十里路，坐了两天车到达铜川。父亲被分配到矿务局下属的王石凹球友会网页版,球友会（中国），成了一名掘进工。

父亲所在的掘进七队曾被评为“全国红旗队”。父亲踏实肯干、聪明好学，凭借个人努力从轮换工转为正式工。

参加工作两年后，父亲迎娶了从小定下娃娃亲的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个。父亲单身时，六块砖搭上一块木板便是一张床。他极爱孩子，想着吃饭、睡觉不能太凑合，苦了孩子。于是，买了些钢管，托人加工了一张长1.8米，宽1.35米的钢丝床。

到如今，父亲七十岁，这张床陪伴他走过45个春秋，早已破旧地变形、掉漆。床上几十年如一日地摆放着一个零食盒子和一摞书籍，它承载着父亲的爱和好家风。

上世纪70年代，物质条件差。矿工拿着粮本每月可以领到70%的粗粮，30%的细粮，粗粮有玉米面、小米，细粮只有白面。玉米馍馍、糊糊面是当时餐桌上永不缺席的主食。每到月底，就会有家里人口多的工人端着小盆，借粮度日。

父亲自尊心极强，终日饿得面黄肌瘦，也不肯张口求人。他常年体重只有90斤，自我调侃地说：“人瘦不占地方。”他搂着哥哥、弟弟，一起睡在钢丝床上。为防止孩子半夜掉下床，父亲睡外面，始终保持侧卧的姿势，一整晚翻不得身。

当时，掘进工每月工资56.71元。矿上还为职工建成工人文化宫，闲暇时可以看电影、观戏剧，文娱活动甚是丰富。父亲觉得下煤窑挺幸福，起码家人有饭吃了。

70年代的球友会网页版,球友会（中国）作业环境差，危险系数高，父亲在井下受了工伤，调到地面。每月工资减成41.42元，除去一家七口的开销，每月给老家的亲人寄10元，存5元当积蓄。父亲从不给自己添新衣，除了工作服，他常年只有一身衣服，脏了晚上洗干净，火炉旁烘干，白天继续穿。

忍饥挨饿的日子，让父亲从小便得了胃病。成家立业后，家庭负担重，他还是舍不得吃，导致胃病发展成胃穿孔。胃疼到几乎昏迷过去的父亲，被工友送到铜川矿务局医院动了手术，肚皮上留下一道15厘米长的刀口。

术后，倔强的父亲不遵医嘱，不听家人劝说，每次吃饭，他总要等到家人都吃罢，饭菜有剩余，才肯动筷子。饭放凉了，他也舍不得开火温热，任凭谁劝都不顶用，说多了他就急眼训斥。所以，父亲几十年来吃的永远都是剩饭、冷菜。他甚至背着家人偷吃发霉、变质的食物。后来，父亲因为饮食不当，做了第二次手术。

父亲对自己极为苛刻，却把最好的留给儿女。90年代经济刚起步，零食很稀缺。钢丝床的床角放着一个装过饼干的盒子，里面藏着苹果、糖之类的吃食。我们对那个盒子充满向往，父亲只要一说有零食吃，早就趴在床边流哈喇子了。

铜川的“红星”“元帅”苹果很有名，一斤卖一毛钱，并不贵，父亲就是舍不得吃一个完整的苹果，孩子们不愿吃的果皮、没啃净的果核，他拿来解馋。一颗糖一分钱，一毛钱能买11颗，孩子们吃糖，父亲舔糖纸。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零食盒里增添了罐头、香蕉，父亲一口也舍不得吃，家里哪个孩子生病了，他才舍得拿出来。小孩都贪吃，一吃心情大好，病也似乎好了一半。

小时候，我最盼望感冒发烧，这样就能得到好吃的。最稀罕的是大白兔奶糖，尼克松访华时，大白兔奶糖被当作国礼送出去，吃它觉得倍儿有面子。我欣喜地把糖藏起来，全部留给弟弟。兄弟姊妹多的家庭，大的总是疼小的。

长大后，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我们不再稀罕任何零食，父亲床头的零食盒子十多年来都空荡荡的，他像爱惜古董一样，不肯扔掉那个盒子。

有了孙子后，父亲又时常捧出零食盒子，拿糖果哄孙子。他常常被一群孙子围着，往嘴里硬塞好吃的，被强迫的父亲一边强势地骂着，一边情不自禁地笑着。父亲的体重从90斤飙升到140多斤，他说那是幸福肥！

父亲自小家里穷困，无依无靠，他大半生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读书使他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还能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坚强的信念支撑。

父亲有两位亲人是革命烈士，因根正苗红，工作表现突出，1976年，他被调到铜川矿务局五七干校，当了通讯员。

干校建有图书室，订阅了许多报刊。父亲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参加劳动外，学习是他空余时间的主旋律。《红旗杂志》《党代》《人民日报》……他每期都看，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知识、开阔眼界、丰富头脑。每当夜深熄灯，父亲舍不得入睡，裹着被子，打着手电筒，沉浸式地读书，常常不知何时睡去，早上醒来书还在手边。

在五七干校的时光，是父亲度过的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干校党委书记马爱云是1934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解放兰州时曾任团长；副校长黄霞在抗美援朝时曾任连长；校长包玉斌是支援西北的老牌大学生。虽是干部，但他们整天和群众一起干犁地、打地坪、盖房子的苦力活，从不抱怨。

干校的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带有很多书籍，父亲主动向他们求教，听他们说一些书本上看不到的事情。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铜川矿务局的岁月是父亲最美好、珍贵的回忆。

1989年12月开始筹建黄陵矿业，父亲跟随30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职工搞建设。

1992年，矿区建成第一批职工家属楼，父亲分到房子后，我们一家搬进了两室一厅的楼房。家里添了两张大床，父亲再也不用搂着孩子，挤在小小的钢丝床上睡觉。钢丝床成了他一个人的天地，而他早已习惯了不翻身，侧卧一整晚。

父亲的床头摆放着一个置物架当简易书架，床上五分之一的空间摞着书。每天闲暇时，父亲就会抱着本书写写画画，困了躺下继续看，常常不知不觉地入睡。母亲半夜起身蹑手蹑脚地为他关灯，把书放在床头。

小时候，哥哥、弟弟爱看小人书，父亲从书摊上买回来，我也跟着看。姐姐们爱看《读者》《知音》这类杂志，还有《巴金选集》《三国演义》这些文学著作，年幼的我似懂非懂地跟着看热闹。父亲的书我从来不碰，因为看不懂，大多是《毛泽东与斯大林》这类讲述历史、政治的书。

父亲40多岁时，出现老花眼症状，他最爱劳烦孩子们帮他查字典认字。读高中后，我认的字逐渐比父亲多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刚放下书包，父亲会翻到某一页，让我教他某个字读什么，那股认真、好学的劲头，深深感染了我。

长期的学习、思考让父亲原本急躁、强势的性格变得平和、大度。“活到老，学到老。”“心大了，事就小了。”……当我学习懈怠，当我职场失意时，父亲开导我、鼓励我，并推荐适合的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每天学习，为自己充电，成了我的生活常态。

如今，父亲迈入古稀之年，耳聋眼花，他还像每天都要吃饭、睡觉一样，书不离手。一到饭点，儿子扯着嗓子喊：“外爷吃饭啦！”小手拖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从书房出来。他总是微笑着，一只手拿着本书，书里夹着老花镜。父亲的老年因书、因爱，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