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晰地记着三年前那个寒冷的午夜，母亲在电话中的声音显然是慌了神，用颤抖腔调给说了一句“你爸没气了！”我愣了片刻，慌忙赶往父亲住处。

本以为见到父亲时我会悲痛欲绝地大哭，然而，当我站在父亲床前时，竟是异常的平静，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父亲那张枯瘦的脸，眼睛还微睁着，没有了一点动静。隔了半会，我把手放在父亲的脸上，我幻想着还能从父亲的身体上传递出一丝温热，现实却和父亲的身体一样冰冷，这一刻，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总想为父亲写点东西纪念他，却又不敢动笔，父亲的这一生太过厚重，我怕写的不好，承受不起，对不住他人生的七十三年，亦或因为自己在面对父亲这一生时，过于脆弱，触景生情。这三年，我真的是在刻意回避父亲去世之事，这样我觉得离父亲能近一点。

我的父亲1947年出生在陕西关中的白鹿原上，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中有五子，父亲排行老三。在我爷眼里，父亲是弟兄中最为愚笨老实的一个，两岁多才学会走路，上学时也是各种学不进去，没少遭先生训斥，熬过了初小，便不再上学，跟着公社里的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生活。

1970年4月，村里来了一些公家人，是来招工的，23岁的父亲报了名，跟着同村五十余人坐上一辆老解放卡车一路颠簸，最后到了一个叫韩城矿务局的地方。这个矿务局刚刚成立，大兴基建。父亲那时是临时工，说白了就是做苦力的，主要做的就是轮大锤、搬石头、扛水泥之类的工作。韩城矿务局土建队人员基本是以陕西蓝田人和大荔人为主，人们把这个群体戏称作“蓝大包工队”，这个群体里，多是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年轻劳力。没有文化，只有一身的力气，那就靠那把力气活着，我想象不到当时是怎样一个劳动强度，据父亲回忆，即便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也经不住那种强度的工作，不到三个月，和他同去的人留下的不足10人，都背着包袱回家种地了。父亲硬生生地扛了下来，用了整整8年时间转了正，1978年1月，正儿八经地走进了工人阶级队伍里。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父亲当时也像其他人一样受不了苦而返乡，我应该也在白鹿原的村里种地吧，也许连学都上不起。

成为工人以后，父亲应该觉得自己腰板硬了，31岁那年，用死缠烂打的功夫娶了我的母亲。兄弟们分家的时候分给父亲一间不足二十平的房子和一口铁锅，面对这样的局面，父亲自然不再留恋那间房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想要改变，要自己撑起那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带着母亲和那口铁锅离开故乡前往韩城，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的旅程。

父亲虽说文化程度不高，年轻的时候却有着不少爱好，儿时，我见过父亲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曲调悠扬，有模有样，还写得一手好字，虽然错别字有点多，但笔锋刚劲有力，行云流水，偶尔在日记本上写一些短文趣事，我断定他是热爱生活的，确切来说是自打他参加工作以后，见了不少世面。1978年，北京煤炭干部学校建设时，矿务局派人去参建，父亲就在其中，儿时看着相框里父亲在八达岭、工人体育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留影，我是羡慕的，便拽着父亲给我讲北京是什么样，说到这个话题，父亲神采奕奕，说北京人对陕西人特别热情，因为毛主席在延安待过十三年，老区人们在新中国成立过程中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于是乎，到了工休日，就组织他们去北京各景点游览，在工人体育场看了场中国和塞内加尔的国际篮球赛、登长城、又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北京时父亲曾闹出过一个笑话，去百货大楼买东西时，就看上了一顶当时流行的工人帽，就对售货员说:“同志，你把柜脑上（柜顶上）那帽子给我拿一下。

同志，您说什么？售货员显然是蒙了。

就是你后头脑上的那个么！

脑上？售货员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哎呀！我咋就给你说不清嘛!

父亲还急了，于是探着身子指向那顶帽子，售货员顺着手指方向看过去，恍然大悟一般。

“您说的是这顶工人帽啊，您稍等，这就给您拿。”

这件事在父亲同事间也传开了，被取笑了好一阵子，每次提起此事，父亲说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人又直，嘴又笨，山炮进城竟闹笑话。

80年代初，随着哥哥和我的相继出生，父亲觉得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于是，他在离韩城象山球友会网页版,球友会（中国）不远的小山头上找了一块地，就那么一个人开始挖土、平地，再从矿上扛回来些木料、砖头、牛毛毡，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一个足足有近80平的房子在父亲的手里盖了起来，有院子，有厨房，房顶上大大小小的牛毛毡用砖头压着，院子种了不少种类的花以及一张水泥桌子。大门口是沿沟建的，为了防止我和哥哥玩耍时掉进沟里，父亲更是扎起1米多高的栅栏。搬进来以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家，我记得我是很高兴的，从记事起，那是我的乐园，每天可以隔着窗看着父亲走下沟，再爬上沟，穿过麦田中小路走着去上班，双手永远背在身后，身影越走越小，直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下班时，那身影又越来越大地出现在我面前。

父亲真是疼我们哥俩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还是尽量满足了我们的需求，父亲的努力工作让那个家日益变好，工资也涨到80块。小山头的房子里有了缝纫机、自行车，父亲找来木匠来给家里添置了一套家具，最让我和哥哥幸福的是在1987年，父亲抱回来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迫不及待地放在床前的柜子上，插上电源，又带着接收天线利索地爬上房顶支棱起立，不停摆弄着方向，嘴里大声喊着：“快看！电视里有娃娃了没有？”

“有了，有了，再转一下，不清晰”哥哥站在门口一边张望着屋里的电视，一边抬头和屋顶的父亲应和着。

1989年，父亲工作调动了，黄陵矿区项目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要在黄陵建矿了，韩城矿务局土建队大部分人员被调到黄陵去参加建设，这是父亲人生中又一次参加新建矿井基建，我们要离开韩城，去一个陕北的小镇上，父亲用200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亲手盖的那个房子，一家人随着父亲坐火车离开韩城时，路过曾经那个家，7岁的我趴在火车窗口哭了很久，我的乐园没有了，父亲用粗糙的手搂着我说：“不要紧，咱们到黄陵了再盖一个，那边还有窑洞呢，冬暖夏凉的。”

那年，42岁的父亲在黄陵县店头镇的河滩地里和工友们一起敲击着石头，把一条流淌了千年的沮水河改道，为后续的矿井建设开辟出一块巨大的土地，依稀记得父亲每日下工很晚，母亲见到父亲走进家门，便不等父亲把脸洗干净，就将一老碗燃面端给他，父亲吃得很急，不消几分钟，老碗就见了底，然后倒头就睡去，粗重的喘息声演变到如雷的鼾声。

来到黄陵的6年里，我们家一直租着当地的窑洞住，和大多数来矿参建的职工一样，我也是就近入学，随着矿区子弟小学建成，父亲陆续搬了2次家，都是租住窑洞，为的是让我和哥哥上学少跑点路，能多睡一个小时。早在1992年，矿区就建了两栋家属楼，第一批房优先分给了双职工，没有父亲，1994年第二批分房时，分房名额按职工工龄算的，父亲24年的工龄，还是没有够到分房名额。直到1996年我小学即将毕业时，分房的大红榜上赫然出现父亲的名字，位列第二，那种狂喜让我用百米速度跑到父亲上班的值班室里，推门就是一句：“爸！这回咱终于分到房了！”

随后的日子里，父亲是忙碌的，在厚子坪家具城买了一套沙发，把在韩城时做的那套家具重新上了一遍漆，焕然一新，又一个人生生把50多斤的茶几从街上一个人扛上楼，我埋怨他怎么不找一辆三轮车拉回来，父亲说划不来花那10块钱。经过一番折腾，这个家在我眼里变得洋气起来了，跟电视里看的一样。到这时，我从前的那些自卑感已经荡然无存，终于和大家一样了，父亲用近30年努力给我们家换来了新的生活。

1998年，黄陵矿区一号井发生了严重的透水事故，加之持续几年的经济效益差，矿区也在经历着一段艰苦岁月，矿上的家属都已经把整个矿区变成了菜园子、庄稼地。为了减轻企业负担，51岁的父亲办理了内退手续。正在上初中的我，突然就感觉到了危机，两年前分房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那时又一次被击垮，为什么同学们的父母还都年轻？为什么别人的父亲没有被内退？以后我还能上得起学吗？无数的疑问在我脑子里盘旋，毕竟，父亲内退后，每月只有600块的工资，我和哥哥还都在上学，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焦虑之下，成绩从班里的前5直落到20名开外，15岁的我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压力，从那以后，我变得沉默，我甚至开始想着初中毕业就走向社会，去打工。

父子连心，父亲显然是感知到了我的焦虑，也是明白自己的责任还没有尽到，将我和哥哥叫到面前，说了一个男人最顶天立地的话：“你俩好好念你的书，能念到啥程度就往那程度走，其他啥都不要多想，我跟你妈还都在这顶着呢！”那会，我没忍住鼻子酸了。

在我初中毕业前的那段时间，父亲去推着架子车卖过菜，和母亲在矿区里摆摊买过凉皮，在工地里给人看过大门……

2000年，我初中毕业，中考成绩385分，不高不低，我放弃了上高中，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以我当时的学习状态，即便上了高中，高考也是考不上一本二本，三本花销巨大，最多就是考个大专，所以我报了一所“2+3”大专院校，大专学历，至少也不那么难看，这样可以早一年出来工作，等我念完这大专出来就有工作了，一切就会好起来。

“这是我这辈子办事最利索的一次！”父亲激动地对着我说。

父亲用了一天时间，将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我们学校，为我上学做着准备，大包小包地收拾了两箱子行李。还特意到街上给我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衫，郑重地对我说：“你都17岁了，马上成人了，到外面上学穿得像个样子，人家也看得起咱。”

父亲带着我到车站将我送上车，放好行李后下了车，又拉开大巴车的玻璃，语重心长地说：“头一回一个人出门，不要害怕啥，在学校不要跟人家娃打锤，安安生生地把学上完。走吧！”

车启动了，缓缓而行，父亲在车下跟着一直往前走，最后蹒跚地小跑起来，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犹如我小时候从窗口看父亲上班离去的身影一般，不同的是，以前是父亲离开，这次离开的是我，我心里很难过，像一个被丢弃的孩子一样。车前面是未知的，车后面的父亲是我可以依靠的大山。

我在西安上学，哥哥在铜川煤技校上学，一年光我们两人的学费就高达5000元，这还没算生活费及家中开销，这是我们家最难捱的几年，母亲在家里替别人看孩子，一年2500元，父亲依旧在外奔波，给别人看店，做些零工艰难维持着生计。好在矿上效益有了起色，2003年，父亲又回到矿上的物资公司干着门卫的工作，算临时工，收入不高，好在较为稳定，不再奔波，哥哥也回到矿上下井上班了。父亲来信,大致意思是：“无需担忧，家中一切安好，经济情况好转，无需过度节俭度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500元的汇款单，家庭情况的好转让远在西安的我心里也有了些许安慰，自信又回来了，在学校该踢球踢球，该学习就学习。

2004年10月，我终于走出了学校，学校招聘会上，我穿着父亲单位发的那身西装，自信地坐在面试官面前，对答如流，700人选10的竞争中，我如愿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苏州合资企业，面试过后，第一时间跑到电话亭给家里报喜，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那种喜悦，语无伦次地说了句“好，那就好，我娃这下出息了！”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临近春节，我刚刚上班三个月，正准备用这两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身新衣服时，却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母亲在电话里用低沉的声音催促我回来一下，父亲突然重病，正在抢救室里。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黄矿医院的抢救室，我推开门，父亲面戴氧气罩，各种监测仪器发出“滴滴”的声响，乳白色吊瓶中的药物一滴一滴往下滴……或许我推门的声音过大，父亲吃力地抬起头，用一只手把氧气罩拉下来，费力看着我说：“你回来了！”我一个没忍住，扑上去将氧气罩扣回他的脸上，我就是特别害怕，害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该这么办？

父亲患的是脑梗，医生说父亲血压一直以来都很高，万幸的是没有形成脑出血，治疗以疏通血管为主，情况不算太差，也要随时观察血压。也就是这次发病，为后来父亲的瘫痪埋下了病根。

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在医院度过的。父亲一直很犟，躺了一周后，非要出去走，劝都劝不住。

“我活了大半辈子，啥罪没受过？啥苦没吃过？我闲过一天没？”父亲对于我的劝阻是真动气了。

医生说了，让父亲保持心态平和，动气血压就会猛增，对治疗效果产生的都是副作用，稍微活动一下是可以的。就这么，随了他的性子。

父亲病情稳定后，我返回苏州上班，在苏州上班时干了件我现在依然觉得很牛的事，就是把公司日本主管给打了，原因是这小鬼子以主管之名欺负我们中国小打工妹，用“八格牙路”骂我，唯一能听懂一句日语派上了用场，好！国仇家恨一起涌上心头，老小子被我锤了一顿，一下就老实了。第二天就收到HR的离职通知单，我头也不回地收拾了东西连夜跑回了西安。

发生这样的事，我自然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父亲照旧隔一段时间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我都故作轻松地说一切安好，工作顺利，不必挂牵。父亲也是各种鼓励。挂完电话，我坐在西安同学的出租屋中再次陷入焦虑。

纸终究包不住火，在西安用一个月找工作无果，还遭遇被骗，身上从苏州带回来那点可怜的积蓄也用光，已经靠借钱度日了。打电话给父亲，如实相告了目前的状况，父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斥责我，竟然说我干得漂亮，这种事，放他他也去锤那个小日本。我突然就乐了，还绘声绘色地给父亲讲起来当时的情形。最后，父亲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慢慢来，谁还不被这社会磨炼磨炼，苦吃完了，运气也就好了，再不行，你先回家来，休整一下再去找。”父亲这么说让我心里如释重负。那一个月的委屈荡然无存。

正如父亲说的那样，运气会好的，没过几日，就接到汉中一家国企机床厂的应聘通知，如愿被录用，踏踏实实上班了。

2009年，原先在汉中上班的那家机床厂在改制过程中破产了，当时黄陵矿上有子弟回归政策，我回到了黄陵，在电厂上了班，踏着父亲的足迹又回归到矿山继续奋斗。多年的病痛折磨，父亲身体已经佝偻起来，头发全白了，腰也再直不起来，走起路来，几百米就坐下来歇一阵子，再经历了几次住院后，脑子也变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经常会把我的名字叫错，时不时说自己在老家的事，脾气也变得极为差劲，一点小事就会暴跳如雷。医生说这是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病，不可逆转的，子女多陪伴。

父亲糊涂次数越来越多了，时间也越来越长，可对我的关心一直存在，突然清醒的时候，就对着我和母亲破口大骂：

“快30岁的人了，连个老婆都不找，等到胡子白啊，我到死都见不到你媳妇长啥样。”

其实父亲脑子记忆里根本不存在我有对象的事，就任他骂吧，骂完他又会忘记，等待的是下一次同样问题的训斥，有人关心也是一种幸福。

每逢休班的时候，我骑着我的那辆弯梁摩托车会带着父亲去周边兜风，每次和我出去的时候，父亲都是很平静的，母亲说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比哥哥和父亲在一起和谐的多，是因为我和父亲都是属猪的，性格合得来，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认同的，父亲还学会了用手机照相，在我看来，父亲的照相水平比母亲强得多，从来没给我拍出一张虚的照片，还有较好的构图，想想父亲年轻时也是玩过艺术的，这一切都好解释。

2014年农历三月三，店头镇古会。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和我逛会，父亲执意要买一支笛子，我说我不要，父亲说不是给我买，是给他买，我继续问他，还想买点啥你随便要，父亲像小孩一样高兴的，在热闹的集市上挑挑拣拣买了一堆零碎玩意，价格都不高，这符合父亲的性格，他这辈子花的最大的一笔钱就是8000元买的那套单位分的房子。

半年后，父亲脑梗再次复发，这次很严重，导致了半身不遂，失去了行动和语言能力，一度丧失了吃饭的能力，一碗面端到父亲面前，父亲用那只能动的手倔强地拿起筷子，往自己嘴里扒拉，面到嘴里已经不会下咽了，只能插了胃管，将稀流食用注射器打进去，不到一周，体重130斤的父亲瘦到不足90斤，医生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这么维持着，出院回家吧。我心里是绝望的，我明白以这样的状态，父亲的生命恐怕很难维持过一年。

回到家里，家里的气氛很凝重，充斥着让人喘不上气的那种压抑，母亲眼里变的空洞无神，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我决定为父亲再努力一把，不能就这么放弃了，父亲还没看到我成家。

找医院，找专家，可能是上天的怜悯，父亲在进一步治疗后，居然可以慢慢的喝水了，可以喝水就可以喝稀饭，我尝试着将一小勺子的稀饭送进他的口中，喉咙发出“咕嘟”的一声，稀饭咽了下去，我忍不住的眼泪那时是夺眶而出，有希望了，只要能吃就有希望。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将父亲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随后的七年中，父亲几乎和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大多时间里是由母亲照料，我能做的就是时常抱着我一岁的儿子去看看他，将父亲从床上抱下来放在躺椅上，让他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和他说说话，让他看看他的小孙子，尽管得不到任何的回应，心中还是暖的，就正如母亲所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有口气，我就有爸爸在，这个家是完整的。

2021年1月11日，父亲走完自己的一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朋友劝我节哀，说父亲被病痛折磨了这么多年，离开也算是一种解脱。我和哥哥将父亲安葬在一眼可以看到整个矿区的七里坡上，让他凝望这个他奋斗半生的地方，这个地方还有家，还有我，还有他的后人，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他，他还在无声地陪伴着我。

父亲节到了，我问4岁的儿子：“爸爸好不好？”

儿子脱口而出：“好！”

儿子又问我：“那你的爸爸好不好？”

我说：好！